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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什么思想成為推動政治行動的力量,形塑今日世界?

曾夢龍2019-09-29 14:15:31

馬克?里拉將我們引上了關注現代“反動”心靈的旅途,重新將許多思想家——包括被忽視的和仍然被銘記的——的信仰和學說帶到我們面前。動人的文字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廣博內容,堪稱知識分子傳記中的典范。——羅伯特?卡根,美國歷史學家

《擱淺的心靈》

內容簡介

相比于引人注目的“革命”,“反動”的力量及背后的信念、思想圖景被嚴重忽視了。馬克·里拉在本書中將反動思想及其歷史衍生物置于與革命思潮同等重要的位置,為我們展現了一系列關于“反動”這一概念的案例和具有針對性的反思。本書的第一部分聚焦于 20 世紀三位思想家——弗朗茲?羅森茨威格、埃里克?沃格林、列奧?施特勞斯,里拉從他們的著述出發,詳細挖掘了其中所蘊含的現代懷舊情結。繼而,里拉仔細考察了自法國大革命以來就始終盤踞在歐洲上空的反動歷史敘事,以向我們展現它們是如何被應用于當代神學保守主義者和學術極左派的作品中,且同時引發了幻想重建哈里發帝國的激進伊斯蘭主義者與歐洲文化保守主義者之間的沖突。

作者簡介

馬克·里拉(Mark Lilla),著名政治學者、思想史家,美國最具有公眾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之一。現任哥倫比亞大學人文學教授,牛津大學、耶魯大學講席教授,曾任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教授。

馬克?里拉積極參與美國的公共生活,長期為《新共和》《紐約時報》《紐約書評》等歐美主流媒體撰稿,在歐美公共領域具有相當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他因見解深刻,文筆優美,善于敘事,而被譽為“美國自由主義陣營的一支健筆”;也因卓越的學術成就,獲得法國教育部“學院棕櫚騎士勛章”以及美國政治學學會“列奧?施特勞斯獎”。

他關注的領域包括知識分子研究、 20 世紀歐洲哲學、現代政治意識形態等。主要著作有《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維柯:反現代的創生》《夭折的上帝:宗教、政治與現代西方》等,另編有《以賽亞?伯林的遺產》《新法蘭西思想:政治哲學》。

譯者簡介

唐穎祺,生長于上海。本科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巴納德學院哲學系,現于耶魯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

書籍摘錄

序言(節選)

反動(reaction)是什么?搜尋任何一座成規模的大學圖書館,你都能找到上百本由世界所有主要語言寫成的有關“革命”這一概念的書。而關于“反動”這一概念的書卻寥寥無幾。我們擁有理論探討革命如何發生、如何成功與為何成功,以及革命為何最終喪失活力。關于反動,我們沒有這樣的理論,卻僅僅抱著自以為是的信念,認為它源自無知與固執,甚至是更難見天日的動機。這是令人困惑不解的。兩個世紀以來鼓動著全球政治運動的革命精神可能已經偃旗息鼓,而與此相生抗衡的反動精神卻存活下來,事實證明它形成了強大的歷史力量,從中東直至美國中部。這個具有諷刺意味的現實理應激起我們的好奇,可是相反,它引發了一種自鳴得意的憤慨,隨后又轉為絕望。反動者是被棄置于受人尊敬的學問邊緣的最后一位“他者”。我們不了解他。

“反動”一詞有一段有趣的歷史。它在 18 世紀第一次進入歐洲政治思想的詞匯表,當時由孟德斯鳩從艾薩克·牛頓的科學論著中借鑒而來。孟德斯鳩在他極具影響力的作品《論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中用力學的詞匯把政治生活描繪為一系列永無休止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他將革命視作這些政治行動中的一種,但認為它罕見且無法預知。一場革命可能使君主制蛻變為民主制,另一場革命卻可能使民主制轉化為寡頭制。革命的后果難以預料,它會催生何種“反動”也無從得知。

法國大革命改變了這兩個詞的意思。起義在巴黎爆發后不久,觀察者們隨即著手開發有關這場革命如何鑄就世界歷史軸心的故事。雅各賓黨人(Jacobins)將年份重新調整為“共和元年”以示與舊制度決裂,并在此基礎上將所有月份重新命名,意圖使公民們不再混淆過去與當下。一切先前的歷史都由于為這一事件做鋪墊而獲得了意義,所有未來的行動從此都能指向歷史既定的終點—人類的解放。人類解放之后的政治生活會是怎樣的呢?黑格爾認為政治生活意味著現代官僚制民族國家的建立,馬克思卻設想著一種共產主義的無國家狀態,那里居住著自由的人們,他們清晨垂釣,午后放牧,晚飯后進行批判。然而,與黑格爾和馬克思對于歷史終點將會無可避免地到來的自信相比,他們之間的這些差異并不那么重要—兩人都認為,時光之河一往無前,逆流而上是不可能的。在雅各賓黨人統治的時期,任何抵抗時代潮流前進,或對于抵達歷史終點沒有表現出足夠熱情的人們都被標識為“反動”。這個詞語由此帶上了延續至今的消極的道德含義。

到了 19 世紀,法國大革命的批評者很顯然不再全是準確意義上的反動者。本杰明· 貢斯當(Benjamin Constant)、斯戴爾夫人(Madame de Sta?l)和托克維爾(Tocqueville)等改革派自由主義者斷定舊制度的崩塌是無可避免的,但他們認為隨之到來的恐怖統治可以避免,這意味著大革命的承諾仍然可能被兌現。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等保守派人士則抵制大革命的激進主義,尤其排斥隨后圍繞著大革命展開的歷史神話。伯克認為,把歷史視作將我們帶向某個固定目的地的非人力量是一個錯誤而危險的觀念,因為人們可以利用這個觀念,以未來的名義給罪行提供合法性辯護。(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改革派人士對此還抱有額外的顧慮,他們認為這種歷史觀念會縱容人們的被動。)在伯克看來,歷史在時間中緩慢而無意識地前行,伴隨著無人能料的結局。如果時間是一條河,那么歷史就像尼羅河三角洲和它的上百條支流,向著能夠想象得到的任意方向蔓延。

當統治者或執政黨認為他們能預言歷史既定的前進方向時,麻煩便誕生了。法國大革命本身就是這一問題的寫照,它不但沒能終止歐洲的獨裁政治,而且還意外地將一位科西嘉將軍直接推上了帝國的皇位,同時無意地催生了現代民族主義—這些后果是任何雅各賓黨人都無法預知的。

反動者并不是保守主義者。這是人們需要理解的關于他們的首要特征。反動者以自身獨特的方式變得像革命者一樣激進,并被歷史的愿景深深吸引。鼓舞革命者的是對具有救贖性質的新社會秩序的千年祈愿,以及對人類復興的期盼;而盤踞在反動者心頭的卻是對將要進入世界末日般的黑暗時代的恐懼。在約瑟夫·德·邁斯特(Joseph de,Maistre)等早期反動思想家眼中, 1789 年象征著一段光榮歷程的終結而不是起點。那時,天主教歐洲那堅固的文明正以令人驚異的速度衰退為一具蔚為壯觀的船骸。這不可能是一場意外。為了解釋這一現象,邁斯特和他的眾多弟子成了講恐怖故事的高手。他們的故事往往以極富戲劇性的方式敘說幾個世紀以來的文化與智識發展如何通過啟蒙運動登峰造極,啟蒙從內部腐蝕了舊制度,致使其在遭到挑戰的瞬間分崩離析。之后,這個故事在歐洲成了反動歷史學的模板,不久又傳遍了世界。

“后此,所以因此”是反動者所尊奉的信仰。他的故事始于一座幸福安穩的國度,在那里,各得其所的人們和諧相處,臣服于傳統和神靈。隨后,外來入侵的思想在作家、記者與教授等知識分子的宣揚下對這種和諧形成了挑戰,于是維護秩序的意志從頂端開始削弱。(精英的叛變始終是所有反動故事的關鍵。)很快,錯誤的觀念就降臨整個社會,使它心甘情愿甚至無不歡喜地趨向毀滅。唯有那些對舊世界仍存有記憶的人能察覺到世事變遷。這時,社會究竟是返璞歸真還是義無反顧地墮入厄運完全取決于這些人的抵抗。如今的政治伊斯蘭主義者、歐洲民族主義者以及美國右派向他們意識形態上的繼承人訴說著的故事在本質上一模一樣。

反動者的心靈是擱淺的心靈。當其他人眼中的時光之河一如既往地流動時,反動者看到的卻是漂浮在眼前的天堂的遺骸。他是時間的流亡者。革命者能看到他人所看不到的未來并為此感到激奮。而反動者已不為現代的謊言所感染,他能看到的是無比輝煌的過去,并同樣為此感到激奮。反動者認為自己與對手相比更有優勢,因為他相信自己是衛士而不是先知,他捍衛著確實已經發生的事實,卻無須預言尚未發生的可能。這足以解釋為什么反動文學中總洋溢著不同尋常的令人欣慰的絕望感,或是觸手可及的使命感—正如美國反動雜志《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在創刊號中所宣稱的那樣,他們的使命是“堵截歷史,吶喊停下!”(“stand athwart history,yelling Stop!”)。這種懷舊情結所帶有的進攻性使反動者成了獨具現代特色的形象,而非傳統形象。

反動者特殊的懷舊情結也足以解釋反動精神為何經久不衰,即使是在缺乏具有革命性的政治規劃的情況下。當今世界發生著不間斷的社會性與技術性變革,無論在哪里享受現代生活,從心理上講都像是在經歷一場沒完沒了的革命。馬克思關于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將被褻瀆的言論實在很對,他僅僅錯在誤認為單是通過廢除資本主義就能重塑世界的質感與靈性。簡單來說,反動者批判現代性的時刻也是他最接近自身制造的歷史神話之真相的時刻,因為這真相的本質就是不斷的自我革新。這一過程所引起的焦慮如今已成為普遍的感受,這也正是為什么反對現代性的反動思想能夠在世界各地吸引擁護者,盡管除了被歷史背叛的感覺之外,他們鮮有共性。每一場聲勢浩大的社會變革都會留下一片嶄新的伊甸園,這繼而成為另一些人懷舊的對象。我們這個時代的反動者發現,懷舊能夠形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動力,它的力量甚至強過希望。希望可能破滅,而懷舊卻無懈可擊。

當代革命者的心靈世界始終是偉大文學的主題。然而,反動者卻尚未找到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是康拉德。倒行逆施、性壓抑的神職人員、有施虐情結的右翼暴力犯、霸道專制的父親與丈夫往往成為我們文學與視覺文化中的臉譜式人物。這些形象的無處不在是劣質電影懶于發揮想象力的表現,這類電影中警察永遠被安上白帽子,而壞蛋總是戴黑的。但這并不表示,相比于入世的革命者,入世的反動者們賴以為動力的激情與設想就更淺顯易懂,反動者用來解釋歷史進程和理解當下的理論也不見得更簡單。革命者思考,而反動者只是做出反應—這種觀點純粹是偏見。如果一個人不了解反動者在政治上的懷舊如何塑造近代歷史,他就無法了解近代歷史本身;而如果一個人拒絕承認反動者作為一名自稱的流亡者有時能以不亞于革命者的水準,比那些安于此刻的人們更明晰地看清當下,他同樣也無法理解當下。我們如果要對得起自己,就必須去理解反動者的希望與惶恐,以及他的執念、他的盲目,還有—沒錯—他的洞見。

《擱淺的心靈》是一個謙卑的開始。這是我在過去二十年內隨性閱讀的成果,帶來的是一系列關于“反動”這一概念的案例和反思,而不是系統的論述。一段時間以來,我一直在嘗試用以下方法更好地理解20 世紀的意識形態紛爭,即研究一些典范式的知識分子型人物如何卷入其中。 2001年,我出版了《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The Reckless Mind),其中收錄了一些我寫的關于思想家的肖像散文—他們受到自身蠱惑轉而支持諸如納粹德國、蘇聯以及伊朗神權共和國等現代暴政,或干脆否認它們存在的事實。當時我希望能增進對我稱之為“知識分子親暴政”(tyrannophilia)現象的理解,即知識分子出于自戀被某些暴君所吸引,幻想著這些暴君能將他們的思想轉化為政治上的現實。

寫作那本書的時候,我意識到另有一股力量塑造了政治思想家的想象與 20 世紀的意識形態流變,那就是政治懷舊。自法國大革命以降,懷舊如陰云般盤踞在歐洲上空而從未飄散。這股力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余波中尤其顯著,它散布著一種“ 如我們所見,文明已終結”式的絕望,這種絕望和 1789 年之后法國大革命的反對者所感受到的并沒有什么不同。伴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大屠殺的公之于世、核武器的使用以及隨后的擴散,這種痛苦愈發強烈。接踵而至的災難哭喊著等待解釋。于是包括哲學家、歷史學家和神學家在內的一群思想家開始給出各種各樣的解釋。首先是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在他極富影響力的研究著作《西方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中給出的解釋。眾多衰落論者將他視為楷模,紛紛宣稱發現了導致我們厄運的決定性思想或決定性事件。自 20 世紀 50 年代以來,這類說辭受到了歐洲與美國右派人士的追捧并日漸增長。但人們也能在左傾陣營中發現類似的說辭,在那里,預言世界末日的資深生態學家、反對全球化的人士和反對增長的活動家都已加入了21 世紀的反動者的行列。斯賓格勒式的歷史神話還以更鮮為人知的形式出現在了極端政治伊斯蘭主義者的作品中,他們的故事訴說著世俗化西方的墮落,訴說著強勁的、復興的宗教勢不可當的凱旋,這故事渾身都沾有歐洲的指紋。

《擱淺的心靈》以一篇沉思結尾,由堂吉訶德為復興黃金時代而展開的悲喜劇式的征途出發,審視了政治懷舊在心理上經久不衰的力量。政治懷舊反映了一種富有魔力的思考歷史的方式。歷經磨難的人愿意相信,與現今截然不同的黃金時代曾經存在,而他卻擁有隱秘的知識用來解釋黃金時代為何終結。但他與當代革命者的區別在于,當代革命者的行動受到他對于進步和即將到來的人類解放的信念的鼓舞,而懷舊的革命者并不確定該如何看待未來,也不確定如何活在當下。他是否應該收斂鋒芒,成為一名內心世界的游子和暗地里的反抗者?他是否應該帶頭回到充滿光輝的過去?不然,他是否應該為未來而拼搏,使未來成為比歷史更絢麗的往昔?堂吉訶德探索了所有這些可能。有關我們這個時代集體政治事件背后的思想與激情,堂吉訶德的個人奮斗所教會我們的一切并不遜色于任何學究對于社會、經濟與文化力量的分析。我們似乎已經忘記,這些力量之所以能產生影響,正是因為它們能夠滲透進人類的主觀認識,滲透進他們借以認識事物的觀念與意象。我們對于自身個體的心靈越是著迷,我們就對理解其他國家、民族、宗教與政治運動的心態越是遲鈍。在很大程度上,我們無法讀懂當下就是緣于這種不平衡。《擱淺的心靈》的誕生意在為修正這種不平衡做出一份微不足道的貢獻。


題圖為沃格林,來自:lawlib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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